1939年6月11日一大早，日军宪兵队在南京大街小巷进行全面搜捕，并且贴出了绘有人像的通缉令:“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其妻詹黄氏，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长得比较漂亮……”

一时间南京百姓议论纷纷:我们身边藏着这么多巨人，平时咋一个都没看见?鬼子为什么要通缉这一家子巨人?

其实不但当时的百姓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是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的读者也会提出质疑:詹长麟詹长炳兄弟都是军统特工，也是“金陵毒酒案”制造者，他们怎么都变成一丈五尺多高的巨人了?

日本宪兵的通缉令没有贴错，他们通缉的这两个军统特工，按照日本人的尺度，就是一丈五尺开外，而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快就锁定目标，却需要咱们从头说起了。

詹长麟，又名詹长林，191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织缎家庭。詹长麟十五岁参军，当了当时“国府警卫旅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的勤务兵。1932年警卫旅被编入八十八师，并参加了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后，詹长麟回到南京家中照顾病重的母亲，为了生活，他应聘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了一名仆役。

詹长麟前脚刚进日本总领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赵世瑞(黄埔四期，抗战爆发后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就把他“请”到了黄泥岗鼓楼饭店(南京的朋友对这地方应该比较熟悉，现在那里有公交站)四号房间:“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现在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是继续在日领馆做仆役，同时当我们的秘密情报员;二是拿这把手枪自杀。”

面对赵世瑞甩过来的手枪，詹长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条路:“是的，我是军人。”

于是詹长麟成了赵世瑞直属特工，代号零六五，每月薪水十元--加上做仆役的八元薪水，詹长麟每月十八元的收入，能买六百斤“洋白面”。

1936年2月，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入日本总领馆当仆役，当然这也是赵世瑞的安排，但是哥哥詹长炳并没有代号，一切行动都听弟弟“零六五号”詹长麟指挥。

如果没有1937年的惨剧，詹长麟詹长炳兄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偷看一下往来信件，打听一些不是十分机密的消息，最后也会成为一个无名特工，熬到退休，签了保密协议后回家养老。

抗战爆发，军统成立(原先叫复兴社特务处)，詹长麟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正式划归军统指挥并更名“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1941年12月13日被76号特务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总共潜伏下了詹长麟等五十余名在编特工。

1939年6月8日，詹长麟掌握了一份重要情报:6月10日晚，日总领馆要举办一场欢迎外务省清水次长的酒会，参加的都是重量级日酋和汉奸。

詹长麟马上记录下请柬上的名字并汇报给钱新民:这里面有两个鬼子中将(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驻南京的第15师团长岩松义雄)、四个少将(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原田熊吉、岛本职务不详)、八个大佐(各版本说法不一，可能是后来有的少将升了中将，中佐升了大佐)，还有十个汪伪部长、次长，如果能一勺烩了，那就是对抗战一大贡献!

钱新民马上组织成了特别行动小组:有人负责联络，有人负责掩护撤退，而投毒的任务，自然是由零六五号特工詹长麟承担。

也是老天开眼，日总领馆招待上司，居然要全用中国菜和中国酒，而且采购酒水的，恰恰就是在总领馆潜伏了五年的军统零六五号特工詹长麟。

2005年，詹长麟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对往事记忆犹新:“我是诚心诚意地去专心杀人，在行动当天(1939年6月10日)，军统特意安排我的父母、哥哥詹长炳一家和我的一家，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如果行动成功，我报国仇雪家恨，五年的潜伏就有了价值;如果不成功，这就是我与家人吃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吃完这顿团圆饭，詹长麟怀揣着一个手指粗细、写有“USA”字样的毒药瓶，和哥哥詹长炳一起来到日总领馆“上工”，开始为当晚七点正式开始的酒会“做准备”，他们的父母和妻小，已经被军统南京区的潜伏特工护送到江北的农村藏了起来。

下午四点，詹长麟把那“沾上就死”的“美国毒药”，细心地倒入加热黄酒的玻璃瓶里，然后倒入他采购来的四坛黄酒，耐心地摇匀，然后放在柜子的最深处。

詹长麟做这一切的时候，很庄重，也很有仪式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是诚心诚意要杀掉这两个中将四个少将八个大佐，就像一个最高明的杀手，在出剑的那一刻，心情是极其平静的。

酒会七点准时开始，詹长麟迈着沉稳的步伐，端着温好的毒酒走进了宴会厅，并且彬彬有礼地给每位“贵客”面前的杯子里斟满琥珀色的醇酒。没有碰翻一只杯子，也没洒出一滴酒水，就像李寻欢指尖夹起飞刀一样风轻云淡，就像荆无命抽出长剑一样波澜不惊。

詹长麟原本可以把酒瓶放在那里让客人自斟自饮，但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喝得到这精心调配的孟婆汤，他宁愿损失一些撤退的时间，也要看着那些毒酒注入杯中、倒进嘴里。

倒满最后一只杯子，詹长麟默默地退到一边，注视着那些兴高采烈的嘴脸，在一片阿谀奉承声中，詹长麟发现了一些异常:那些请柬上的名字已经被他打了红叉、注定活不过今晚的鬼子中将、少将、大佐，居然一个都没出现，倒是汪伪的部长们基本都到了--本来是要毒杀一群狼，结果却只撂倒一帮狗，这行动只能算成功了一半。

眼看着毒酒被一杯又一杯地灌进那些贪婪的大嘴，詹长麟知道自己撤退的时间到了。他假装腹痛如厕，飞快来到更衣室，甩掉他穿了五年的仆役制服，骑上自行车，与等在外面的哥哥詹长炳一起，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

詹长麟刚离开不久，总领馆内就响起了一片哀嚎之声:书记官宫下栽倒在地抱着肚子打滚，滚了几下就不动了，另一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掉了下来，这个宴会厅内，呕吐之声不绝于耳，有人爬出了宴会厅，在走廊里抱着哨兵的大腿求救。

一片大乱之后，中毒者都被送到医院去灌肠子，宪兵队把全部中国仆役全都抓起来拷问，这才发现詹长麟詹长炳兄弟不见了。

鬼子宪兵就是再蠢，也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了。他们跑到詹长麟家中，却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鬼子放了一把大火之后，就沿街贴出了本文开头的那份通缉令:一丈五尺二寸的詹长麟、一丈五尺的詹黄氏、一丈五尺四寸的詹长炳。

南京老百姓不知道鬼子的尺度为何那么小，笔者费了好大一番周折，也没计算出詹家兄弟的身高，就只好将其放在一边，还是来向读者诸君汇报一下詹长麟兄弟脱险后的经历。

詹家兄弟脱险后，日总领馆收到了一封信，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到，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

收到詹家兄弟的来信，鬼子们气得七窍生烟，一方面电令上海宪兵队全力搜捕，一方面派出特务去香港追杀。其实这只是军统南京区设下的一个圈套，詹家兄弟此时正在南京江北藏着呢。

抗战胜利后，詹家兄弟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南京，哥哥詹长炳继续在军统任职，而弟弟詹长麟则被特批解甲归田:军统给了他五万元奖金和一面“忠勇杀敌”银盾，詹长麟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和一个杂货店，有那面银盾挂着，一般的军警宪特都不敢前来骚扰……

参考资料:《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