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征”一词，我们自然很熟悉，在我们心目中，这或许更是一种激励我们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不断克服困难、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但对于这段艰险的历程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呢？

或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感受其中的苦难和艰难。而令人敬服的是，在长征队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女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她们与男同志们承担着一样的责任和重担，而女战士参加长征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还因此整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但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损失严重，1936年8月改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而团长就是今天的主人公王泉媛。

1913年，王泉媛生于江西泰和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家境困难，在8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邻县吉安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不过这户人家对她并不是很好，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即使这样辛苦，还经常打骂她，所以王泉媛一直想离开这个“家”。

1930年，红军来到万安泰和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发动群众闹革命，争取自己的权益，创建属于自己的政权。有了新政府的支持，王泉媛冲破封建束缚，离开了那个没有温暖的家，参加了革命，因表现优秀，不但很快加入共青团，一年后还成为吉安县的妇女部长。

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王泉媛被送进马列主义大学进修，不过对于从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王泉媛可是犯了难，什么都看不懂这可怎么办啊？

幸亏校长董必武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为了帮助王泉媛，他特意安排一个女同志给她辅导，而王泉媛也学习的很刻苦，五个半月后，王泉媛顺利毕业。后来她曾对人说道：“无论是做群众工作，还是带兵打仗，没有这五个半月的根底，还不知要艰难多少”。

刚从马列主义大学毕业时，她是被安排去地方进行扩红运动，但工作刚刚开展就被召回瑞金，原来红军要长征了。

长征中的女同志并不多，中央红军队列中只有30位，她们人数少，也不用在前线打仗，但是身上的担子却不轻，她们要负责搞宣传、护理伤员、筹集军粮，闲余时间还要排练节目，组织小演出，活跃一下部队的气氛，总之她们是尽自己的所能去做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王泉媛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同时调入地方工作部的有蔡畅、刘英、李坚贞以及从来自保卫局的王首道。

他们几人工作配合得非常好，一次就有500多位遵义百姓报名参加红军，而工作中她们也对王首道有了深入了解，而热心的蔡畅和李坚贞就有心撮合王泉媛与王首道。

长征路上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谈情说爱，在得知双方都对对方印象不错后，在蔡畅、李坚贞的督促和帮助下，几天后王泉媛与王首道就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成为了革命伉俪。

虽然两人结为夫妻，但是不久后两人又分属不同部门，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夫妻聚少离多。

特别是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王泉媛被调到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后来还当上了川西省委妇女部长，虽然王泉媛职务升高了，但夫妻两人分属两个方面军，一直无法相聚，直到1936年6月，两人才在两河口相聚一晚，而到了天明，王泉媛又奉命跟随部队去木城开拔。

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两人下次见面却要等到几十年后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改编为妇女独立团，而王泉媛担任团长，不久妇女独立团跟随西路军踏上了西征路。

当时西路军虽有两万多人，但这是一支没有后援、没有补给地、孤军奋战的红军队伍，在经历古浪、高台战役的惨败后，西路军精锐尽失，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

面对马家军的疯狂追杀，王泉媛也命令所有女官兵剪掉头发、一律男装，并改用红30军285团的番号。

1937年3月，王泉媛主动请缨，在梨园口阻击敌人，掩护总部首长和机关的安全撤退，在激战八个小时后，剩下的300多女官兵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成了马家军的俘虏。

这些被俘的女兵都遭到马家军的欺辱，而王泉媛也被敌团长马进昌收作妾室，虽然安全有了着落，但王泉媛一直寻找逃出的机遇，1939年3月，她在一位女佣的帮助下逃出魔。

后来她虽然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对方在听说她的遭遇后，以她脱离部队为由没有接收她，而是给她五个银元让她回乡了，后来王泉媛辗转数省，经历几个月的磨难才回到江西老家，但家里人没人愿接纳她，最后王泉媛与刘瓦村的刘高华结为夫妻。

1962年，朱老总和康克清回到井冈山，康克清作为王泉媛当年的长征战友，也开始打听她的下落，不久找到了已是普通农妇的王泉媛，两位昔日战友见面后激动得落下眼泪。

1981年王泉媛应全国妇联邀请，来北京参加红军女战士茶话会，还专门看望了正在医院养病的王首道，45年后，两人再一次相聚，此时的王首道已是政协副主席，两位老人默默对视，眼泪慢慢留下来，眼前的景象纵然温馨，却早已是物是人非，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