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本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无锡。无锡秦家在当地也算望族，他的父亲是清末举人，所以博古小时候家境还不错。

但是后来博古的父亲因为肺病死了，博古家家道中衰，博古三兄妹与母亲相依为命，这使得博古沉默而早熟。母亲重视孩子的教育，把他送去学习，培养他成才……这一段简直是鲁迅先生的剧本。

1925年，博古在江苏工专读书时，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当时博古已是学联的负责人，他组织同学参加示威，据说是因为全身心投入，所以病倒肄业了……

同年9月，博古考取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当时有瞿秋白、恽代英等知名大佬授课，博古深受影响。

由于聪颖好学，26年10月，博古被推荐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此他的命运就被改变了。这一年博古也不过才19岁。

当时列宁刚去世2年，苏联内部的斗争到达了白热化的地步。刚到苏联，博古就赶上了斯大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斗争，中山大学内部分成了“教务派”和“支部派”，双方斗得很凶，几乎所有人都被牵连进去了。

更倒霉的是，博古刚到中大不久，就赶上了“浙江同乡会”的问题，博古是江苏无锡人，和那些出问题的浙江同学关系很近，如果被扯进入，他的前途可能就毁了！

是向忠发的即使到来“救”了博古，当时向忠发带着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苏联参加活动，擅长俄语的博古被选为翻译，成功躲过了一劫。

不久后，苏联又开始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搞“肃托”，反“第二条路线”……总之，博古在苏联待了三年，这期间大大小小的斗争就没有停过。

年轻的博古因此见识到了政治这玩意儿是多么的凶险，尤其是苏联同志的政治，你一句话不慎，可能人就没了。如何才能在如此险境中求生？聪明的博古悟到了答案：紧跟领导同志。

我们说过，博古很聪明，读书很有一套，况且当时苏联人的教学方法主要突出一个“脱离实际，只背理论”。1930年5月回国时，23岁的博古同志已经成了一个优秀的教条主义者。

何谓“一个优秀的教条主义者”？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唯书是听，唯上是听。一个优秀的教条主义者是行走的课本，是权威的意志的载体。

但是，权威的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和修正的。当权威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老教条主义者们却还在弹着老调子，于是他们就不合时宜了，就从垫脚石变成绊脚石了，就要被新的教条主义者给取代了。

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教条主义者们大都是悲剧性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此。看看王明同志就知道了，“左”也是他，右也是他，他怎么可能不悲剧？

我们先跳过博古如何在上海“发迹”这一段不讲，先来看看博古变成“一把手”后，在中央苏区都做了哪些事儿。

苏区的同志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是有大量实际工作经验的，只不过他们的经验和苏联的经验不一样，于是他们就遭到了博古等教条同志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发帽子，一点都不手软。

就连打击的方法他们都不会创新，还是照搬苏联同志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打击“罗明路线”。

应该说，博古人品并不坏，也不是那种特别爱整人的人，但和他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还是被强行留下等死，还有一些被怀疑的人则被秘密处决……苏区的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军事被搞得一败涂地。

那么，如此年轻，在政治上如此不成熟，显然不宜担任“一把手”工作的博古是如何成为“一把手”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博古刚回国时，“一把手”还是李立三同志，李立三当时正在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简而言之就是自信满满，要和自己的敌人进行“大决战”，要在全国搞“总B动”。

这显然违背了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博古等留学生哪能答应？他们瞅准时机勇敢地向李立三发起了攻击，结果被李同志给予了严重的处分。

随后，李立三的错误方针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他被换下后，王明、博古等人就成了功臣，一举完成了飞跃——博古从全国总工会的宣传干事迅速被提拔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很快就列席政治J会议了。

当时恰逢上海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共产国际指示将上海中央的大部都搬到江西苏区，只在上海留下一小部继续维持工作，在上海的这几个人就是所谓的“临时中央”，当时说好的是大家集体领导，博古“可多管一些”。

1933年10月，这个“临时中央”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本该叫出来权力交出来。很多人并不知道“临时中央”的成立背景，以为博古是共产国际任命的“一把手”，就把他正式推成了“一把手”。

这件事还是王明在1941年“揭发”出来的，也是因此，43年博古被人批为“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