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女性的地位并不低下。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女性是种族繁衍、氏族维系的主力军。

所以当时出现了“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现象。而“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是女性崇高地位的体现。

《风俗通》上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

所以女娲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

原始社会女人在生产劳动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早期的农业活动中,妇女发挥了她们在采集、缝纫和种植活动中的优势,在农业生产中居于主要地位,她们和男人一样，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

私有制出现以后,为了掠夺剩余生产资料而出现了战争,男子更是成为战争的主要力量。男女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男子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

人类进入了父权社会。男性为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支配地位,制定出了一系列宗法制度,为女性套上了伦理道德枷锁,女性地位更加一落千丈,沦为男子的附庸。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都是压迫妇女地位与权利的。

《易经》上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这些都是教导女性在家内只管干好家务，绝对服从丈夫。可以看出,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男性为主导的国家统治的加强,女性在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

可是在汉代，妇女地位貌似出现了变化。从吕后专政开始，到东汉“多女主临朝”，似乎女性迎来了地位大幅上涨的春天。

一、汉代女性地位上升的表象

汉代女性地位的上升似乎可以从称呼上体现。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是皇后卫子夫所生，被称为“卫太子”；汉献帝是由董太后抚养长大，故称“董侯”。似乎是再现了“姓氏从母”的古风。

(吕后）

汉代妇女封侯的现象，更是在历史中极为少见的。刘邦封嫂子为阴安侯，吕后封萧何的夫人为酂侯，封自己妹妹吕媭为临光侯。

汉武帝将外婆封为平原君，汉宣帝封外祖母为博平君，刘秀将儿子刘强的3个女儿封为“小国侯”。

整个汉代，女子封侯封君多达30余起，说明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特别是那些汉朝的公主们，热衷养情人，大家都司空见惯，并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反对。

汉朝妇女丧夫可以再嫁，《史记》记载“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丞相陈平的妻子是个经历过五次婚姻的女人，陈平贵为丞相，也没有丝毫看不起夫人。汉代妇女还有提出离婚的权力，《汉书·朱买臣传》中就有“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的记载。

（朱买臣妻休夫）

汉朝的史学大家班固说过：“妻，齐也，与夫齐体。”

这是不是说明汉代妇女的权利与现代“女权”大体相当了呢？当然不能。这只是妇女地位的一个虚假表相而已。

二、汉代女性地位的实质

汉朝建立后，由于之前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上男女比例失衡，女性远远多于男性。虽然男性是生产劳动的主力，但女性也是劳动大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汉初女性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还比较小，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女性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

儒家的贞节观、道德观渐渐成为社会主流，女性重心向家庭内部转移，逐渐与社会脱节，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

（汉朝女性）

虽然女性在家庭内部也要从事家务劳动，但被剥夺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而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地位。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女性的地位不可能很高。

儒家倡导一个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女性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她们不能担任公职，不能参与国家管理。

虽然出现过太后专政的现象，但太后并不是代表女性群体的，或者说，她代表的不是女性的性别。太后是夫家的代表，代表的是夫权、男权，她们的性别被弱化了，他们代表的是刘氏为首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

她们不是女性这个性别的代言人。总体来说，整个汉代，女性参政的比例极低，在政治影响力、取得的成就方面更是难以与男性比敌，这是由汉朝占主导的男尊女卑思想决定的。

（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

婚姻关系是男女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的基础。在汉代的婚姻关系中，要求妇女对男人是要服从的。

梁鸿的妻子爱打扮，梁鸿很生气，妻子马上洗去妆容；鲍宣的妻子带来大批嫁妆，鲍宣认为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妻子便将嫁妆退还娘家。

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夫妻关系中，丈夫的意志是决定性的，妻子是要服从的。

在家庭内部，女性有一定的权力，但这并不是“女权”，而是“母权”。汉代提倡孝道，要求子女尊重父母，所以在家中，母亲的地位还是比较崇高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母权”只能面对自己的儿孙一辈时才有威力，母亲和父亲的意见发生分歧时，父权是一定要高于母权的。做为母亲的女性，是一定要服从男权的丈夫的。

（汉代婚姻复原图）

汉朝初期，女性在婚姻上还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但是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不断深入，到了东汉，女性几乎完全丧失了这点可怜的权力。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结婚的法定条件。而一夫一妻多妾制，只要条件允许，庶人也可纳妾，更是对女性在婚姻中地位的打压。

在婚姻关系中，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只是附属地位。两汉的女性地位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直线下降趋势，也是儒家思想不断挤压女性权力的结果。

汉代女性能够拥有财产权和处置权，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婚姻被父亲认可后，她得到了百万嫁妆和大批佣人，这都是她的财产。

汉朝法律也保护女性的财产权。汉朝女性可以在丈夫死后继承丈夫的财产，再嫁时可以带走这些财产；丈夫休妻，必须归还妻子的嫁妆。这是汉代法制的进步。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除了贵族女性，一般女性嫁妆是十分有限的。

从整个女性群体上来说，她们的财产是微乎其微的，并不能保证她们的生活。她们结婚后要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男耕女织”是典型的生活方式。

汉代纺织技艺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甚至能制作出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这与女性的劳动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承认“妇女不强，布帛不精”。

（汉代女子劳作）

虽然女性付出以劳动，但她们的收入并不高，在家庭占比也不多。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过四川的“寡妇清”这样的女性大商人，但毕竟只是孤例。

不过相比之下，汉代女性能够从事的职业还是很多的。

可以经商，可以从医，可以相面占卜，可以做歌舞伎，也可以从事洗染业、杂耍业等等，出现了淳于衍和义驹这样著名的女医生，甚至还出现了冯缭这样的女外交家。

教育权是衡量女性权益的一个重要标准，汉代女性被剥夺了公共教育的权利，只能接受家庭教育。

虽然高级贵族的妇女可以参加皇家开办的“邸学”，但名额十分有限，对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汉代一些女性知识分子如班昭、蔡文姬等，都是家庭教育的产物。而在家庭教育中，经史教育又将大量歧视女性的思想传播给女性，让女性在受教育的同时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自觉接受女性的角色定位。

班昭是汉朝杰出的女性文学家和史学家，可她就是提倡妇女"三从之道"和"四德之仪"的，她极为强调男尊女卑思想，强调女性的顺从。

她的《女诫》包含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认为丈夫比天还大，“妇不贤则无以事夫”，教导妇女要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

她的这本著作，是后世无数女孩子的启蒙读物，也是无数女性自觉将自己定位成“第二性”的祸根。连班昭这样杰出的女性都自认“男尊女卑”，可见其他女性更是无力反抗。

三、为什么女性地位不能与男性看齐

汉代作为中国的一个历史朝代，是不可能反对延续数千年的男尊女卑传统的。特别是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后，官方不断宣扬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宣扬夫贵妻贱，将“妇人”定位为“伏于人也”，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还是在家庭地位上，女性和男性都是无法相比的。

（现代女性劳动者）

革命导师说过：“妇女只有可以大量的、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的时候，才能获得解放”。

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

在古代农业生产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具优势，这也决定了男性在社会角色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血缘宗法观念，将妇女牢牢控制在以“父权和夫权”为中心的“家”内，妇女被排除在生产和公共生活之外，男性还不断通过权力强化妇女的角色认知。

“男尊女卑”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男女社会性别分工差距减小才能消除。

现代社会由于科技抵消了男人体力上的优势，所以女权运动空前高涨，妇女在社会各方面与男性逐渐平起平坐。

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汉代，“男尊女卑”观念是不可能消除的。

虽然汉代出现了少数女性参与政治，但是她们代表的是夫家，维护的是王权和夫权。

汉代妇女整体经济地位不高，受公共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在家里也是从属地位，虽然与宋、明等后世相比，女性受到的压制相对少一点，环境稍稍宽松一点，但这主要是由于儒教思想的传播需要一个过程，儒教的等级制度建立需要时间，儒教的完善需要一个历史阶段来完善。而汉朝正处在儒家思想立国的初期，对女性的束缚还不是特别紧固而已。

综合来看，虽然汉代女性出现了“女侯”、“女封君”，也有太后专政，但这并不是妇女地位与男性平等的证据。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唐朝出了武则天这样一个女皇，就认为唐代达到了男女平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