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家层面而言，人口的“量”与“质”很难兼顾，因此社会对于人口的看法，往往在“人力”与“负担”两个概念之间摆荡。本讲次借由回顾台湾数十年来的人口政策变迁，探讨基因科技与族群遗传学，对未来台湾人口的社会影响。

2017 年 2 月 5 日，苹果日报的头版标题，印着几个惊悚的大字：“台男精虫量减质劣”。过了两个月，联合报则以“卫福部全力‘催生’ 近期成立少子化办公室”为头版。这些新闻在在反应台湾社会，对于人口数量不足，素质劣化的担忧。

我们回顾几十年来的人口政策历史，不外乎“减量”跟“增质”两个面向;然而讽刺的是，人们如今对于人口问题的忧虑，正是过去的人口政策，过于成功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家当时认为世界人口成长过快，会拖垮经济成长，因此积极地推动计画生育，减缓人口成长;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孩子恰恰好”，在更早些时候是“三个孩子恰恰好”，由此可见一斑。

在台湾开始推动人口减量政策的 60 年代，当时还有“反攻大陆”的政治口号，人口减量表面上不符合“增产报国”的逻辑。但是实际上当时台湾的生产能力十分倚赖美援，而美援促成的投资增加率，却被多出来的人口与消费抵销，这并不符合美国希望借由稳定第三世界国家社会，防堵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利益，因此他们透过各种国际合作的管道，对这些接受美援的国家施压，促使他们推动节育计画。

赤裸裸的政治现实需要包装，当时台湾社会就用“促进农村卫生”的理由，粉饰节育政策背后的美援逻辑。当时的子宫内避孕器技术已经成熟，因此台湾政府就开始着手推广，鼓励妇女采用名为“乐普”的子宫内避孕器，在 1964 到 1969 年的五年方案内，协助 60 万名妇女安装乐普，成效斐然。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十分成功，到了 1983 年提前达到“出生替代”的目标(意指总人口数经过世代传递，仍然保持恒定的总生育率)。无独有偶，保障妇女自愿施行人工流产权利的《优生保健法》，也是在 1983 年立法通过，与节育政策提前达标的伟业相互辉映。

然而推动计画生育几十年下来，矫枉过正的结果，反而使得“人口负担”的危机，从 80 年代开始转变成“人力不足”的问题。台湾人口的总生育率持续下落，到了 2003 年已低落到 0.5 的水准。学界这时候同时开始注意到，人口问题除了“量”以外，还有“质”的问题，因此在 2002 年开始推动“基因体医学国家型计画”，建立台湾人自己的基因数据库，希望能够借此找出台湾人容易罹患之疾病的易感受基因变异，从而改善国民体质。

无论是“减量”还是“增质”，国家人口政策无可避免，都会牵扯到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界定与互动。就以基因体数据库为例，虽然有人提出这计画可能有个资外泄与伦理问题，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基因资料虽有个体性，但同时具有延续族群整体生命的“共同财富”性质，因此需要某种程度的全民参与，才能符合族群的整体利益。人口政策如何能够在不侵犯个人权益的前提下，成为促进族群健康的国家战略，是当今医学与公共卫生的严肃课题。